雷蒙德·卡佛是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短篇小说复兴的主将，他擅以简约文风描绘后工业时代美国中下层阶级的凡庸生活，被誉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契诃夫”。卡佛擅于从小人物的日常琐事中透视人性的悖谬、命运的无常和“存在”的冷峻。他是一位以“他者镜像”写自我迷失，以失败人生对比美好理想，以沉默和含混暗示情感之绵延及“存在”之无限的作家。
本文在探索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人物精神特质的基础上，辨析其短篇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卡佛笔下“自我迷失者”的形象，分析卡佛短篇小说中主体与他者之间的镜像关系，并揭示其文本内部的欲望机制;第二章侧重分析卡佛笔下的“梦想失落者”的精神质地，解读卡佛笔下小人物们面对生存困境时的自我救赎之道;
第一节卡佛短篇小说中的沉默者阿瑟M.萨尔茨曼在《理解雷蒙德·卡佛》一书中援引威廉·卡洛儿·威廉斯《裴特森》中的话语来阐释卡佛笔下小人物们无可名状的痛苦:“他们的言语消失在被囚禁的交流欲望之中，”确乎如此。卡佛笔下挣扎在破碎生活边缘的小人物们均有程度不等的沟通障碍症。当他们的内心世界受到来自生活灾难性变化的冲击时，支离破碎的情感和思绪不断地积聚，却无法找到恰当的出口。于是，暴力或沉默便成了他们内心状态的外在呈现方式。在卡佛的短篇小说中，无论是“沉默”还是“暴力气都代表了人物内在自我的异化和言说能力的缺席。从某种意义上说，“暴力”亦是另一种形态的“沉默”。它是一种扭曲、外化了的“沉默”，它以物理性的攻击行为取代了符号性的言说行为。事实上，在卡佛的短篇小说中，直露的暴力宣泄并不多见。
对于卡佛笔下那些饱受生活磨难的底层人来说，“沉默”才是他们面对各种困境时的常态。“沉默”在卡佛短篇小说人物的对话中扮演了至关重要角色。它或者暗示了人物的自我封闭状态，或者暗示了人物的语言表达障碍。卡佛小说对话中的“沉默”不同于海明威的“俭省”。
“追寻自我”一直是美国文学的重要母题。从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到海明威笔下的尼克，从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和哈克贝利到凯鲁亚克笔下的迪安和萨姆，硬汉和牛仔们延续着美国民族精神中自我意志的神话。然而，这仅仅是美国文学关于“主体性”的一种正面书写，其反面是菲茨杰拉德、安德森.舍伍德等人有关“自我迷失”文学主题的创作。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当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展开，处于动荡不安后现代转型期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个体自我身份的迷失以及因此引发的焦虑成为新型的时代精神症候，“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也得到了重新审视和梳理。
这一时期的主客体关系己经不再聚焦于一味高扮主体性的笛卡尔式的“我思”之上了。尼采的“上帝已死”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演变为“主体已死”的“去/无中心化”哲学，“他者”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揭露了主体和理性的虚构性，通过对疯癫的分析为“沉默的他者”平反昭雪;拉康的镜像理论揭示了大/小他者对主体的篡位;德里达拆毁了结构主义者的同一性幻想，在解构思维中确立他者的绝对差异性。
有关“自我迷失”的文学母题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擅变。作家笔下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裹挟在上述思潮之中，呈现出新的面貌。作为美国后工业社会底层生活的见证人，卡佛的短篇小说创作也不免受到时代思潮和精神氛围的影响。
卡佛笔下的自我迷失者不再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盖茨比式的人物，在爱情的梦想中彻底丧失了自我;也不是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小镇畸人，执拗地封闭着为精神创伤所扭曲的自我。卡佛笔下的小人物是一群挣扎在充满不确定性生活中的底层大众，他们的主体性或迷失于他者镜像的欲望迷宫之中，或为“强势他者”所篡夺。
失落的梦想与世俗化慰藉第一节卡佛短篇小说中的梦想失落者约翰·史密斯(Captain John Smith )在1616年出版的《新英格兰概述》中将美国描写成一块物产富饶的新大陆，那里没有欧洲日大陆的历史重负，也没有其复杂的阶级关系:“人人，或者大部分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劳动和土地的主人与所有者。这种对美国天然优越性的看法后来逐渐演变成有关“美国梦”的国家神话:这片“应许之地”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每个人只要通过不懈的奋斗和经营，就可能获得自由、平等、独立和富足的幸福生活。
“美国梦”是一种有关民族国家乌托邦的自我想象，它根植在美国人的意识深处，也是美国文学几百年来不变的主题之一。但是，作家们有关“美国梦”的书写却不纯粹是正面称颂式的。事实上，对“美国梦”的虚幻性与腐蚀性，美国式盲目乐观主义的揭露、反思和批判一直以来也都是美国作家们的重要使命。如果说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以及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代表了美国精神外拓式的、征服性的阳性力量;那么菲茨杰拉德笔下爵士时代红男绿女们浮华而空虚的人生，契佛笔下绿茵山镇死水微澜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则反映出“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代表了美国文学内向式的、反思性的阴性力量。20世纪，在经历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时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传统中乐观自信的精神逐渐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