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西方音乐剧逐渐传播开来，成为全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近几年来，不少人开始对西方音乐剧中的悲剧美学进行研究，认为西方音乐剧中的悲剧美学蕴含了不少动人心弦的艺术元素，本文就深入浅出的对西方音乐剧中悲剧美学的产生原因、构成因素、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填补西方音乐剧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关键词：西方音乐剧；悲剧美学
在人类漫长的的文化发展历史中，西方古老的音乐剧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据说目前我们能够完整欣赏的剧本且有史可记载的，就是西方的古希腊音乐剧。西方的音乐剧中的音乐风格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不受到任何公式化模式的约束。音乐剧的作曲风格分为爵士、摇滚、乡村音乐、迪斯科、灵魂乐等，其中不少也采用了混合式的作曲方式，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西方音乐剧逐渐传播开来，成为全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许多音乐剧作品不仅在对传统的创作手法进行了创新，还大胆地引入了异域的许多音乐元素，使得西方音乐剧成为一门兼容并蓄的丰富艺术。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音乐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开始加大对西方音乐剧的关注。尤其是近几年来，不少人开始对西方音乐剧中的悲剧美学进行研究，认为西方音乐剧中的悲剧美学蕴含了不少动人心弦的艺术元素，本文就深入浅出的对西方音乐剧中悲剧美学的产生原因、构成因素、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填补西方音乐剧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西方音乐剧中加入悲剧因素的重要原因
从古至今的艺术史上，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往往都不是喜剧而是悲剧，无论是西方古希腊中的《美狄亚》、《奥德赛》还是中国传统的《霸王别姬》、《梁祝》，无一不是以悲剧的情节内容和表现形式扣人心弦。西方音乐剧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艺术与经济结合的产物，尤其是好莱坞音乐剧，既要讲究艺术的价值性，又要考虑是否具有商业价值，这就要求西方音乐剧不得不越来越多的考虑加入悲剧因素来吸引眼球。现代西方音乐剧中的悲剧元素由现代的歌舞手段来进行演绎，将歌唱、舞蹈、布景等音乐元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其悲剧的渲染力就更加强烈了。想要充分的表现出西方音乐剧的魅力，那么悲剧因素就是不得不重视和表现的。音乐剧的创作要调动一切手段和形式为剧情演绎故事而服务。西方音乐剧的不断多样化发展，促使我们向往能在更大范围里和更高层次上展现音乐剧中悲剧美学的表现力和审美功效。
悲剧因素和西方音乐剧的结合，从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能够积极发挥想象，进行创造，以求最大程度的达到音乐剧出神入化的完美表现力。 西方音乐剧中悲剧美的表现方式
1.通过音乐旋律诠释音乐剧中的悲剧美
音乐剧中号的旋律，往往可以引起演员和观众的情感共鸣。虽然有的西方音乐剧的台词十分冗长，但是感人至深的旋律却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西方独特的诗化语言和演员演唱的旋律通过良好的结合，辅助以布景、道具等，常能将音乐剧推向高潮。以著名的悲剧式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此部音乐剧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凄美的爱情悲剧，故事情节中就具备了“悲剧美”的潜质。当音乐剧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尤其是男主人公殉情的时候，此时全剧的高潮来临，小提琴演奏出哀怨婉转的主旋律，甚至轻而易举的就达到了催人泪下的感人效果。此时此刻，在旋律的指引下，一部音乐剧隐藏在悲剧因素下的巨大美感被无限的放大出来，不得不说为音乐剧的表现力增添了十足的色彩。
2.通过舞蹈等织体语言表现音乐剧中的悲剧美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西方音乐剧注重的美学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感觉和感知，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对观看者造成视听上的强烈冲击力。西方音乐剧越来越重视悲剧美的演绎，就是为了突出这种心理和感觉上的强烈冲击力，并使观众与整个音乐剧产生共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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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佳《试论西方音乐剧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倾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关键词：
超功利性；社会；审美精神
摘要：
本文梳理了传统美学超功利精神的发展和艺术家日常生活的超功利态度，并探讨了功利的社会生活与超功利的艺术追求的矛盾与统一，以及这种超功利性对当下艺术活动的一些启示。
一、超功利性的由来
“超功利性”是一个开始于18世纪，后来又被许多理论家将之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关于审美态度的西方美学范畴。超功利性作为艺术的一个特性最早被清晰、系统地提出来是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里。康德把审美无利害性作为审美的第一个契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他认为，审美活动是超越一切利害关系之上的纯粹的精神活动。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或不快感对艺术对象和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一个美的判断只要夹杂少许的利害感在里而，就会发生偏爱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后来的学者把康德的这种审美主张称为“surutili-tarianism”，即超功利主义。
康德的超功利理论使美学的研究由对对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审美主体的研究。这正好与中国传统艺术一贯注重主体精神的表达相应相合。从老子美学思想开始。中国文艺不论是从审美创作还是审美态度上就踏上了要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万事万物、观照混沌之道的超功利进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怀”，宗炳“澄怀昧象”，禅宗思想的“破执”、“悟”，宋元山水之“无我之境”，明代三袁之“性灵”、李贽之“童心”、清代刘熙载、叶燮关于“人品与画品”论述，到近代王国维“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以及朱光潜的“心理距离”、宗白华的“静照”。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的这种超功利性已经成了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世界的第一道门槛。若要带着功利、世俗的心态去欣赏传统绘画、书法，去阅读诗歌，定将背道而驰。
二、从老子“涤除玄鉴”到宗白华“静照”：传统美学超功利精神的发展
中国传统美学并没有“美学”之名而是附于哲学思想和文论、画论之中。最早、也是对后世艺术最有影响力的美学思想就在老子的哲学思想里。老子哲学的中心在于“道”。道是在天地产生之前就有的混沌状态，道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包含着产生万物的无限可能性。道的这种无目的性和无规定性就是中国传统美学超功利思想的发源地。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老子关于的“涤除玄鉴”论述中。“涤除玄鉴”的第一层含义是要把“道”的观照作为认识世界的最高目的。第二层含义是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成见，保持虚静的内心。可以说后来的传统文艺的各种关于审美心胸、审美态度以及艺术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庄子的思想把老子的“道”赋予了更多更新的意义，这些观点都对艺术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认为主体必须超脱利害得失的考虑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获得“至美至乐”。庄子在《大宗师》中写了南伯子葵和女的对话，借女之口庄子说明了一个人要想游心于最高的美——道，必须要经历一个修养的过程，第一步是“外天下”即排除对世事的思虑；第二步是“外物”，即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第三步是“外生”，即把生死置之度外。庄子把这种“无己”、“无功”、“无名”、“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精神状态称为“心斋”、“坐忘”。“心斋”就是空虚的心境，“坐忘”就是要排除一切利害关系，只有这样以空虚的心境彻底摆脱利害观念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才能达到人生的自由。 禅宗思想是老庄美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它发展了老庄思想，并且比之走得更远。禅宗也追求至高的“道”，要得到禅宗之“道”，不能强求外在的力量，必须破除如语言、逻辑、辩论的执著。可见在禅宗思想里任何功利的思想都无法生存，所有目的性的东西都得排斥掉。禅宗强调“悟”强调心灵的感受。“悟”的状态是和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忘”宗炳“澄怀味象”一脉相承的。只有通过这样超功利状态下的“悟”才能体验到“道”，才能得到“一种瞬间体验的永恒存在”。
老庄玄学禅宗思想融为一体，为以后的文人艺术甚至更广的艺术类型拟定了审美的态度和应有的创作状态。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可以说也是同出于老子的“涤除玄鉴”和庄子的“心斋’、“坐忘”。宋元山水所推崇的“意境”其本质上也是要求审甍意向表现作为宇宙本题和生命的“道”。并且要体验到“意境”又必须以虚静空明的审美心境为前提。在明代中后期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影响，在文艺理论界掀起对教条主义和复古主义美学的批判。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在于文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但其出发点仍是希望追求自由独创的精神和表达人的自然本真状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袁之“性灵”、李贽之“童心”、汤显祖之“情”中可以看出。
到近代西方美学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文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就受到康德“审美无利害关系”学说的启发，他结合传统美学提出了“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美学态度，可以说实现了关于审美“超功利性”问题的东西方对接。梁启超的美学态度也由“功利的”转向了“超功利的”，并提出了“趣味教育”的办学理念。朱光潜先生早期的美学理论里甚至把“超脱现实”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鲁迅先生也认为审美是超功利的，是“无用之用”。宗白华先生关于“意境”的观点与王国维、朱光潜也同属一派。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他引王羲之诗：“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认为中国艺术的美感正来自空灵静照的忘我刹那，“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使心灵处于一种空灵的状态，在人生忘我的那一刹那，静观万象才能体验到中国艺术的“意境”。这里我们仍然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老庄、玄学、禅宗、宗炳等思想的延续。可见，这种以虚静空明的心态观照宇宙体悟自然的`超功利审美精神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断裂过。而且在水墨艺术寻找民族性、现代性的当下，虽然对于传统审美精神有过很多的批判和反思，受到大众文化、政治文化的消解和挑战，但这种植根于很多艺术家心底的超功利思想也一直没有断裂。
三、中国传统美学的超功利性对当下艺术活动的启示
从历史发展来看，不论是文人艺术精神起源的老庄时代，人文意识觉醒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禅宗思想盛行的中晚唐……一直到上个世纪初的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所处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传统文人艺术精神的超功利思想之所以一直延续，正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功利化的色彩一直很浓。而作为要观照宇宙万物、亲近自然、体察内心的文人艺术来说，以超功利的思想从功利的社会生活中超脱出来获得身心的自由是一种必然选择。应该说中国现在也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当下混乱和功利心极强的艺术界，重提超功利性是有必要的。首先对于个体来说，超功利精神不失为现代人回归人的本性、摆脱现实社会的虚无感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其次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个体审美体验的超功利精神和公共事务建设的功利精神之间的关系。虽然审美和功利的矛盾是美学上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二者并非一直处于矛盾状态，而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在经济急需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需要不断调整保障体制需要逐渐完善的当下中国社会，让艺术发挥其超越精神给人民的思想以启蒙，让人民积极主动地生活和反思生活、超越生活，这样的艺术将对社会进步形成有效的思想基础。实现个体审美体验的超功利精神和公共事务建设的功利精神之间并非就水火不容。也许目前我们更需要的是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艺术市场秩序和机制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但重提艺术地超功利性无疑会加快这一进程，促进艺术事业和整个国民生产的发展。
广告美学课程是广告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课程的教学改革，首先是在对学科的准确定位的基础上进行的。广告美学，顾名思义，是把广告学和美学两个学科联系到了一起，同时涉及了传播学、文化学、艺术学、甚至营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那么，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把广告美学仅仅归结于广告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交叉性学科，显然是不妥贴的。到目前，无论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探讨上，还是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上，应该说还都莫衷一是。这就使广告美学学科体系的界定始终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这更给广告美学的教学改革带来了很多的困惑与难解的问题。
1广告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广告美学学科体系界定的困惑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广告美学”一词，广告美学学科的界定的基本思路大致如下：一是以美学概论或原理的框架，从“美、美感、艺术创造”来比附广告美学的构架，产生出“广告美、广告美感、广告艺术创造”的“广告美学”的学科体系；二是从商品学或营销学的角度，作为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建构出“商品美、商品美感、商品艺术创造”的“商品美学”体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汪顺宁在《生命的华衣：广告美学的学科根基》一文中指出：“它们或局限于探讨广告或商品中的美、美感与艺术等，或将广告美学等同于广告创意、商品包装的风格或广告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段。因此，这样的广告美学（或商品美学）实质上是广告创意学、广告风格学或商品包装学。换言之，是在作为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的广告意义上建构的广告美学体系。”那么，“作为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的广告言说的是欲望语言，而美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智慧语言”，广告的功利性的美学的超功利性，这样广告美学学科本身就存在着的悖论。不仅如此，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中，美学自身也已经面临着失范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却兀自提出广告美学并把它作为一个边缘或交叉学科而不探讨其合法性的做法确实有欠妥当。[1]
广告美学课程体系的尴尬处境
由于广告美学学科体系界定的困惑，必然带来了广告美学课程体系建立的窘境。一是众说纷纭，莫终于是，使课程体系无所依循。现在国内有寥寥几本著作或教材。主要有：四川大学王世德教授主编的《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2]，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有关商业文化和广告美学的专著，首次提出了创建“商品美学”和“广告美学”的构思，论述了商业文化学和广告美学的基本理论；赵惠霞的《广告美学：规律与法则》[3]运用现代美学关于审美现象发生机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解剖了近千个成功的广告案例，提出了广告美学运用的八大规律和二十九种方法，得出“一点、三说、八大规律、二十九法则”的'研究成果；祁聿民、苏扬、李青的《广告美学：原理与案例》[4]从广告美学和美学的基本问题出发，侧重点是对广告美的属性、规律、审美因素、方法和审美心理的分析；王纯菲，宋玉书的《广告美学》[5]突出了广告审美现象的实践性，指认广告审美现象乃是大众的一种日常社会行为及个性行为，把广告、广告审美现象作为行为来理解；黎泽潮则从广告创意、广告语言、广告受众等方面来研究广告美学；郑应杰在他的《广告美学》[6]一书中认为研究广告美学主要是研究商品、人与商品的关系，尤其是人对商品的审美关系.以提高广告的美学功能。二是以上学术观点，无论从哪个角度构建广告美学课程体系，都会出现学科课程体系的重复交叉，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或与商品学、或与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广告文案、艺术设计等学科课程，难以躲避的教学内容撞车的现象。如我校使用的祁聿民、苏扬、李青的《广告美学：原理与案例》，就与广告创意、广告文案、艺术设计、广告心理学等课程体系都存在交叉重复，如全加以回避，所剩该讲授的内容便寥寥无几了。
2广告美学的学科定位是教学改革的前提
学科的准确定位是教改的前提。广告从目的和实质上来说，的确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这一目的的达成，必须借助艺术手段方法来完成的。尤其当今的企业，正把广告向社会活动向转变，贩卖的已不仅仅是产品或服务，而是理念与哲学，那么，美学成为了新的市场营销范式，美学不仅仅作为营销工具，而是通过美学来创造一种识别和想象，那么广告过程就是一个审美消费的过程。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说：“现实中你得到的不是商品，而是广告中所宣传的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方式在今天为审美伪装所主宰，所以美学事实上就不仅仅是载体，而成了本质之所在”。[7]因此，消费可以实现美。后现代社会中，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逐渐消失，高雅与通俗文化之间的距离也慢慢拉近，正如鲍德里亚在《仿真》所说的“现实本身已经完全为一种与自己的结构无法分离的审美所浸润，现实已经与它的影像混淆在一起了”，因此，我们所处的每个角落都有审美的存在，“功能出局，形式入内。”[8]那么，当广告开始贩卖哲学的时候，广告并非只是完全具有否定的意义，广告美学学科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广告美学的学科的根基在哪里，笔者赞同汪顺宁的观点：“广告美学就是凡人生命的华衣和喜剧性的盛筵。”[1]应由此构建广告美学的学科体系，才能重建科学合理的广告美学课程体系。
对于《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这一实验性质的舞蹈作品而言，单纯的技艺呈现、叙事再现、情感表现都已经远远不能餍足其探索的野心，对于舞蹈本体的智性叩问才是关切所在。叩问的钥匙与津梁就在于“即现”这一概念，全场舞蹈水银泄地般由这一中心播散开去;而在自由跃动的舞台表现最终汇聚浮现的，却又是“即现”这一理念。
严格来说，“即现”并非是既有的理论术语，依照编导万素所提示的创作理念，其中蕴含着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套思想资源，一是中国古典的“气韵生动”的美学思想，与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天地之气俯仰相依，如云出岫，流转无定，如雁过寒塘、物来即现，打破本质与现象、潜在与呈现的分隔，物我不隔、理事合一;二是力图通过舞蹈的自发呈现来展开对于潜意识的探索，而这一理论则可以归之于柏格森-弗洛伊德-德勒兹一路，对于在时间绵延之中展开的意识的直觉观审，而这一观审将直接即现于身体，在这一直接呈现之中摈除分析性的理性省察，从而打开人之内面的幽暗大陆。而整场舞蹈作品也多头进发，从不同的维度较为饱满地展开与呈现了对于舞蹈“即现”的探索。
一、古典与现代:“即现”舞蹈的文本细读
作品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展开了舞蹈“即现”的古典维度与时间向量。随着中国古典名曲《春江花月夜》的优美而富丽的乐声，各位舞者展开“类古典”的舞蹈呈现。在此称为“类古典”，是因为在舞蹈编创之中打破了现代古典舞编排所要求的格套与程式，而以内设结构点的方法来赋予舞者更大自由，在结构点之外的舞蹈部分将由舞者自由发挥，从而在一种古典舞的。姿态中展开着现代舞的理念。而在这一部分的舞蹈之中，由于结构点的内设，形塑了区别于后两场相对节制的古典风格。这首先体现在这场舞蹈存在着明确的中心，当台上的舞者翩翩起舞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全场的焦点也是落于某个单个舞者的舞蹈表现之上的，就如同乐曲的一个个单独的音符，通过舞者与舞者之间的相互呼应、承相接递呈现出了绵延的时间感。单个舞者的舞蹈呈现强调了古典的舞蹈训练所要求的翩跹顾影、似身有坠物等要求，而在群舞时又能如传统行草一般呼应勾带、依势而动，从而舞蹈整体呈现出气韵生动的传统美学风貌。通过舞者或单独、或成对、或结队，在舞台的左右两侧自此向彼、如云出岫般翩跹流转，营造出夜月春江“滟滟随波千万里”的婉转畅快。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春江花月夜》试图探索舞蹈“即现”的古典维度与时间向量，而第二部分的舞蹈《多重艺术的融合》则更多征用了西方思想资源，探索“即现”舞蹈的空间维度。首先在第一小节的舞蹈中，在舞台左侧安置着即兴的吉他伴奏，而舞台右侧则是沙画艺术家在进行即兴的沙画创作，沙画被投影在幕布背景上。前景上是昆曲表演者抑扬婉转地唱起《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著名选段，随着曲词，背景幕布的沙画上呈现出曲院风荷、亭台楼阁，转眼之间又化为美人笑靥。同时，随着昆曲声音暂歇，在舞台的后景上年轻的舞者穿着各色纯色的小丑服登台，每位舞者不仅被分配了一种色彩，同时仿佛也被指定了一个音符，各位舞者唱起属于自己的那个音符，但组成的却不是一首和谐乐曲，而更像是对原先的昆曲的反讽，众位舞者唱毕，由此展开舞蹈。
在舞台空间之上，左侧的吉他弹奏，右侧的沙画表演，前景的昆曲演唱，后景的即兴舞蹈，以及背景幕布的沙画投影，都承载着观众的目光焦点，都可以作为舞台的中心。原来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所构筑的线性的、历时的、绵延的舞台结构被打破，呈现出后现代的多中心、平面化、反讽性、拼贴化的整体风貌。这些舞台中心无法用一个单一的逻辑结构贯通起来，后景的即兴舞蹈会上前围绕在昆曲表演者与沙画艺术家周围，仿佛在询问、仿佛在观看又仿佛在展示，共同演出一场意义未明的默剧。这一幕意义未明的默剧，包括倏忽而逝的沙画、古典韵味的昆曲与前卫而晦涩的即兴表演，以及疏落随性的伴奏，这一切都从日常生活之中，从既往的舞蹈程式中抽离出来，通过凝缩、象征、润饰与移置，展现了一场弗洛伊德式的梦境。如编导万素所言，这场实验舞蹈作品的探索目的之一是“运用心理意识的潜在性，从而唤起身心言说的条件”，在潜意识的挖掘中呈现“即现”舞蹈。而《多重艺术的融合》的第二小节，将这种对于潜意识的挖掘引向深入。
当这一幕舞蹈开始时，昆曲声歇，沙画艺术家也停止了作画，在幕布上投影了一幅彩色画作，仿佛稚童随手所作的蜡笔画。随即舞者上台，或手持箱子，或扫把、或皮球、或长棍，甚或推上了下面装了滑轮的白色的塑料牛像。每位舞者都各行其是，这些日常器具被摒除了日常的功用，桌子不用于摆放，而是被竖立起来，扫把拍打着皮球，不明所以的塑料白牛穿插在即兴表演的舞者当中。虽然舞台上的其他即兴艺术创作暂歇，但是舞台上的每个自行其是的舞者都成为了中心，这些共时的中心无法被编织到历时的连贯叙事中去，观众们目瞪口呆。舞者多彩的服装，各色的器具，无意义亦无目的的行动遍布了舞台，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疯狂谵妄，却又如此缤纷多彩、稚趣盎然，难以言喻的迷人，仿佛是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Bosch)的绘画《尘世乐园》的舞蹈复现。而福柯对于这位画出了《圣安东尼的诱惑》与《愚人船》的画家独寄心香，认为其展示了人之意识底层中的疯癫谵妄，这样一种晦暗而无序的状态，固然是明晰精神的对立面，但同时它也催化出一种表象之下的真实，让人们对于自身和周遭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这一幕舞蹈对于“潜意识”的开掘，也恰与之相似。而第三部分《青春不羁》则从另一个角度打开舞蹈“即现”的可能，在这一幕中，舞者呈现的不再是《春江花月夜》中那个承载着传统美学观念的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也不是《多重艺术的融合》中开掘着潜意识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而就是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2013级中国舞班成员在青春进行时中的自我，表达着某种个体在粗暴轻浮的社会规训之下晦涩难言的青春体验。
这一场舞蹈在仿佛上级对于下级的严厉粗鲁的训斥声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训斥声歇，舞台漆黑一片，顶上悬挂有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灯笼，仿佛一排幽暗的星辰，星辰缓缓落下。灯光渐起但舞台依旧幽暗，这时《春之祭》阴郁而神秘的乐曲声奏响，舞者身着稚趣的纯色小丑服，却带着象征成人世界的领带，开始翩翩起舞。在幽暗之中，这一切就似乎是在森林之中的原始祭仪，遍布了隐晦的秘密。突然《春之祭》乐声停止，换为刘欢的《重头再来》，同时灯光大亮，而舞者的舞蹈表现也由阴沉节制化为热烈开朗。但随即这样的励志歌曲也止歇，《春之祭》复又响起，灯光复又幽暗。在《春之祭》的片段与中国流行歌曲之间(如《重头再来》《时间都去哪儿了》等励志青春题材)的切换之中，舞蹈鲜明地呈现出充满张力的两种样态，表现着青春的“暗面”与“明面”，前者或许隐喻着青春的本己体验，它是私人性质，是隐没在黑暗之中的，是残酷的，而后者则是一种青春之歌式的昂扬明朗、励志奋斗。就舞台呈现来看，这幕舞蹈无疑侧重于前者，“暗面”的舞蹈与音乐极其富于质感，使得夹杂其间的“明面”舞蹈如同偶尔略过幽暗池塘的天光云影，显得虚幻而轻浮，反衬得这些流行歌曲的励志话语如同廉价的成功学套话。如果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青春的“暗面”是一种实在界(theReal)体验，而“明面”则属于象征界(theSymbolic)，象征界试图以语言、以大词(如大写的“青春”、励志、奋斗、重头再来等)来将实在界残酷的青春体验叙述为励志故事，但却永远无法穿透与包裹这一实在界体验。而这帮年轻舞者或许通过这一舞蹈呈现告诉我们，青春不是初夏，而是一场春寒，是在冬末春初冰冷冻雨中的抽枝发芽。最后，象征成人世界的规训与权力的训斥声再次从天而降，舞者们纷纷倒下、相与枕藉，青春散场，幽暗的大星复又返回天际。
二、艺术与智性:“即现”舞蹈的历史自觉
总体来说，万素编导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舞蹈探索与实验。在层累了“技巧的舞蹈”、“再现的舞蹈”、“表现的舞蹈”诸层面的同时，又以“智性的舞蹈”来将之加以统和。也即这场舞蹈中无疑有着技巧的层面(无论是训练、编排或是演出的技巧)，有再现的层面(无论是以叙事、象征或是讽寓的方式来再现)，有表现的层面(无论是对显意识感受或是潜意识图景的表现)，但又与这些层面都拉开距离，以断裂的姿态来对舞蹈本身展开反思，自觉地以舞蹈呈现来思考与探索属于舞蹈本体层面的问题，从而使得整场舞蹈呈现出一种智性质感。
这些层累于这场舞蹈作品中的共时层面，其实也是历时的艺术史与舞蹈史发展的诸阶段，而回向自身、对于本体展开智性反思正是艺术的一种现代自觉。对此，不妨从黑格尔、丹托对于艺术发展阶段的论述开始。在黑格尔唯心哲学体系的宏大叙事，其主线即是精神(Geist)由“自为”走向“自觉”，当精神发现自身即是世界，世界复又是自身的时候，历史便走向了终结。而艺术、宗教、哲学则是这一历程的最高阶段，也即绝对精神的阶段。随着精神内容的逐渐扩充、明晰与自觉，客观物质形式逐渐褪去，精神经历了原始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并在浪漫型艺术中，走向无限的绝对精神已经不再满足于艺术有限的感性形象，从而转入以宗教的情绪与观念来呈现与表达，最终走向哲学的自由思考，并在哲学的自由思考之中，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自觉。
丹托将黑格尔精神发展历程，缩放到艺术发展阶段的叙事中，故事的主角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精神，艺术也不再是精神的自觉之旅中的一段路程，而是艺术成为故事的主角，展开这一由自为向着自觉的过程。当艺术不再以摹仿再现外在事物，或是表现传达情绪感受来作为自己的目标，甚至也不再只关注于自身的形式层面，而是直接对观念层面的艺术本体、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直接发出探问时，艺术便真正具有了自我意识，实现了自觉。当杜尚为小便壶签名并且命名为《泉》时，当安迪·沃霍尔将日常的布里洛盒子放进艺术馆的陈列厅中时，这些艺术品无疑无法以传统表现性艺术或再现性艺术的评价__标准来衡量，它们甚至也超越了盛期现代主义(highlymodernism)对于艺术形式层面的关注，而是开始探索何为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等理论问题。正如丹托所言，“一旦艺术自身提出了真正形式的哲学问题——即艺术品与真实物之间的差异问题——历史就结束了”。而在舞蹈史之中也有着相似的脉络，如彭锋就依照舞蹈美学思想与艺术实践的范式转换，将之分为以原始乐舞为代表的娱乐性舞蹈、以动作芭蕾为代表的再现性舞蹈、以古典与新古典芭蕾为代表的形式性舞蹈、以现代舞为代表的表现性舞蹈，以及以后现代的观念性舞蹈。其中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中，“舞蹈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更接近视觉艺术中的唯美主义而非形式主义，而视觉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更接近舞蹈艺术中的表现主义”，现代舞在舞蹈史发展阶段上的位置，对应于以形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在艺术发展全幅上的位置。
舞蹈艺术中表现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苏珊·朗格，从其符号论美学的视角，将舞蹈视为表现虚拟情感的虚幻的力与虚构的姿势，由于舞蹈中的情感与姿势是虚幻的，舞蹈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舞蹈艺术逐渐获得走向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同时由于舞蹈被规定为对于情感的表现(即使这一情感是与现实情感有别的虚幻的情感)，从而使得这种自我意识并不完全，而舞蹈艺术的发展还保有冲破这一范式的历史冲力。而在现代舞蹈艺术实践中，这一关节点或许可以定位在编舞家默斯·坎宁汉(MerceCunningham)与其后的舞蹈家崔莎·布朗(TrishaBrown)、伊芙·瑞娜(YvonneRainer)、史蒂夫·帕克斯顿(StevePaxton)之间。坎宁汉提出“纯舞蹈”的艺术观念，将纯粹的动作当作舞蹈的唯一内容，不仅摒弃了舞蹈的叙事功能，而且否定了舞蹈的情感表达，不将任何情感和情节作为舞蹈的线索和依托，坚持身体动作本身便是舞蹈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坎宁汉的舞蹈观念将舞蹈艺术的自律与独立推向了高峰，而后的帕克斯顿等则接过了对于舞蹈本体的关注，进一步展开对于舞蹈与非舞蹈界限的探索，如帕克斯顿的舞蹈作品《满足爱人》(Satisfyin’Lover)就展示了一群舞者在舞台上来回走动，与他们在大街上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这些现代舞致力于以舞蹈艺术的形式思考理论观念的问题，而不再以表现或者再现作为评判标准，塑造着舞蹈艺术的自反(reflective)品格与智性向度。通过与西方艺术史、舞蹈史脉络的比较，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敏锐的思考力贯穿了舞蹈的技巧(形式)、再现、表现等层面，以舞蹈呈现来探索观念与理论问题，无疑是一场充分意义上的现代舞作品，体现着现代艺术的历史自觉。
三、本体与表意:“即现”舞蹈的观念探索
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舞蹈呈现来探索观念与理论问题，触及了舞蹈本体与表意的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呈现并思考了舞蹈艺术形式的规定与偶发的两极;二是探讨了现代语境中舞蹈表意的象征(symbol)与讽寓(allegory)两种模式;三是以“即现”来含纳中国美学传统，开创有别于西方现代舞“即兴”表达的中国现代舞形态。
首先，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呈现而且思考了舞蹈艺术形式的规定与偶发两极之间的关系。任何艺术都有其“形式”，而依照阿多诺()的定义，“审美形式应当是艺术作品中所有显现成分的客观组织”，将所有这些成分连贯和结合起来。在这一意义上，形式作为“所有逻辑性契机，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是艺术作品中的连贯性”的显现，是将艺术品的构成要素——无论是音乐中的声音、绘画中的笔触、文学中的文字——连贯在一起的中介。如果说审美形式作为艺术作品的统一连贯的一面，那么艺术的另一面相就在于其美学偶发性，即艺术作品中事前并未被加以计算，不可预测亦不可控制的方面。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有一定的随机与偶发的要素，即使是古典与保守风格的绘画，其中的笔触亦可以做这样或那样的呈现，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与变动，而即使是精心编排的舞蹈作品，每场演出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重现与复刻，其中都有着偶发性发生与嬉戏的空间。而在现代艺术之中，无论是超写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动绘画或是先锋音乐的诸种实践等等，都将目光聚焦于经典艺术所轻视甚至加以摒弃的美学偶发性。而在舞蹈艺术中对于美学偶发性的探索，还鲜明地指向这样一个问题:舞蹈艺术究竟能容纳多少这样的美学偶发性？而这样的探索又有怎样的思想诉求？__就万素这场舞蹈而言，这一件舞蹈作品有着两场表演，由于对美学偶发性的主动寻求，两场之间呈现了明显的差异与面貌，如在第二部分第一小节中，由于设定了吉他演奏、即兴舞蹈、昆曲演唱、沙画表演及其屏幕呈现等多个中心，加入多种艺术种类与媒介的互动，使得其中的变量陡然加大，在确定的艺术框架下相当充分地展现偶发与随机的魅力，这是中国现代舞蹈的可贵探索。而在这件舞蹈作品的第二、三部分的，采取去中心与平面化的编舞策略，整个舞台如同被打开的六面透镜，观众的目光并未被集中引导，而是可以在其中自由徘徊与逡巡，而这种多元化的观看方式也在形成着不同的艺术作品，不仅从舞蹈作品的角度，同时也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探寻着偶发性的可能。
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对于偶发性的这种追求，可以视为“对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相似性的绝望回应”。现代社会是一个经过“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社会形态，一切独特、模糊、暧昧又包含着生命力汁液的事物，都必须变得同一，因而显得相似，好纳入到工具理性的功利计算之中，这一方面呈现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商业结构，而另一方面则呈现为以权力为媒介的科层化官僚系统。这种“合理化”及其“同一性”(oneness)既是现代社会的逻辑，也是现代社会为成熟社会个体所预设的秩序，或者说成人世界的秩序。所以第三部分《青春不羁》中，社会权力一方面呈现为赤裸直接的形态，如舞蹈开端与结束时上级对下级的严厉斥责，另一方面则展现为柔软间接的形态，如流行音乐工业中的《重头再来》《时间都去哪儿了》等励志歌曲与相关的青春语汇，这些或显或隐的权力力图将个体纳入这“同一性”的逻辑之中。但伴随着《春之祭》的青春“暗面”的舞蹈，各舞者遵从即兴与偶发的原则翩翩起舞，其舞蹈意象的幽暗隐秘与晦涩难明本身就代表了对于“明面”的“同一性”社会秩序的拒斥。在这一点上，作为艺术形式的“偶发”，不仅在形式层面上拒斥着“同一性”逻辑(这体现对舞蹈艺术编排规定性的拒斥)，同时也在思想表意上对抗着“同一性”社会秩序的收编，脱离了单纯的形式实验，更深地进入到社会与历史层面。
其次，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探讨了现代语境之中舞蹈表意的象征与讽寓两种模式。相较于有语言文字凭借的文学艺术、电影艺术与戏剧艺术等，舞蹈艺术的叙事性无疑是比较弱的。以至于在现实主义再现范式内的中国现代经典舞蹈如《丝路花雨》等，在尽力追摹戏剧、文学的叙事功能时，不得不以屏幕提词的方式来展现情节。而舞蹈艺术的优长更在于其抒情特性，在于打破叙事的单纯线性时间流，而在时间的节点之中，以身体呈现来建构和谐圆融的“意象”，“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也正如西方经典诗学所推崇的“象征”，通过形象的构建来“在个别中显出特殊，特殊中显出一般，一般中显出普遍。在此之上，还有永恒通过时间，在时间中显现。象征总是参与现实，并使其变得可以理解;尽管它放弃了整体，但继续使自己成为整体性的一个生动的部分，而它正是整体性的代表”。无论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意象”还是西方经典诗学中的“象征”，它们都力图通过形象的棱镜来映射出一幅有机的、和谐的整体性世界图景。而万素这场舞蹈的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就遵循着气韵生动的中国传统美学理想，在舞步的翩跹流转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生动而富于古典美的世界图景。但之后的《多重艺术的融合》《青春不羁》两部分，无论是多种艺术门类与媒介的触兴与互动，还是难以索解的狂欢化的身体呈现，还是伴随着《春之祭》的神秘青春祭仪，都不再以呈现统一而连贯的整体意义为指向。舞台上散乱着形象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并不力图构成一个整体，而是在时间之流中生成、飘零、飞散、延宕。而这种舞蹈表意实际上已经由经典的“象征”范式转向了现代的“讽寓”范式，虽然“象征”与“讽寓”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意模式，但“象征”由形象的片段映射出“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整体，由“讽寓”而固守形象的碎片，直到碎片堆积成残缺的废墟。正如本雅明所言，“在讽寓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个碎片，是个咒语，当神圣的知识之光降临其上时，它的作为象征的美就散发掉了。总体性的虚假表象也消失了”。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世界，随着现代分工的深入与工具理性的推行，造成了席勒所言的“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那么现代社会的救赎究竟是通过席勒的途径——通过美育与美学来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审__美图景，还是通过本雅明的途径——直面与逼视这一碎片化、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图景？而万素的舞蹈不仅通过《春江花月夜》来探索前一种可能，更通过主要的篇幅来尝试后一种可能，脱去对于“古典美”的乌托邦建构，以“讽喻”的表意模式、即兴偶发而又晦涩难明的身体呈现来展示现代社会本身，确证着中国现代舞的“现代性”体认。
最后，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即现”来涵纳中国美学传统，开创有别于西方现代舞“即兴”表达的中国现代舞形态。可以说，西方舞蹈艺术界对于即兴舞蹈的探索已经十分深入，无论是身体训练方法体系的建构，还是在观念上对于舞蹈与非舞蹈界限的思考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万素的“即现”舞蹈从形式与呈现上看似乎十分容易被归入这一脉络，那么其作品的探索性与原创性似乎就会受到质疑。但值得注意，万素的这部舞蹈作品是一部中国现代舞舞蹈作品，不仅是“现代的”，同时更是“中国的”，需要我们不仅在“现代的”更要在“中国的”艺术语境下加以探讨。与西方的即兴舞蹈一样，万素的“即现”舞蹈是一整套舞蹈身体的训练方法的产物，而这一套训练方法建立在中国的传统的“气论”美学之上。“气”，如《庄子·知北游》中所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尔’”，而法国汉学家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中明晰界定道:“这个与生俱来的生命气息，能赋予万物以生命力;它循环不已，时而凝聚，它就在现实的源头，在一切现实的源头。当它循环流转的时候，便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存有，当它凝聚时，便给现实以实体”。在万素的“即现”舞蹈课程中，讲求舞者在凝神寂思的训练中追寻、体认、涵泳贯通天地、循环不已的“气”，寻求一种“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身体状态，与这一天地之气俯仰相依，并由此呈现为具体的舞蹈形态。在这场舞蹈特别是后两部分极为先锋的风格面貌之下，有着一种对于中国美学传统的自觉体认与传承。
结语
《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是一次成功的舞蹈探索与实验。整场舞蹈远远超越了“技巧的舞蹈”，也不单纯是“表现的舞蹈”或“再现的舞蹈”，而是一场“智性的舞蹈”。富于勇气地以舞蹈呈现来思考与探索属于舞蹈本体层面的问题，探讨了舞蹈艺术本体与表意层面的规定与偶发、象征与讽喻、即兴与即现的一系列问题，形塑着进行时态的现代中国舞的自反性(reflective)品格。
黑格尔对艺术美有着明确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相当于艺术的内容，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而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体。黑格尔认为，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希腊和中世纪晚期，人们更注重主观理念的演化，而相比之下，现代的艺术则更加偏重理智文化。
在黑格尔的年代，也就是18 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为整个欧洲带来了思想改变的风潮，人们开始质疑权威和传统，强调理性，并且开始朝个人主义方向发展。这个时期，人们对艺术的观念也产生了变化。艺术家们开始寻求一些新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其中历史和革命题材首次大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此时，新古典主义画派崇尚理性的表达，追求复古的精神，重视艺术在人民中所起到的道德教育。他们所选用的题材都是比较严肃的历史题材，重视形式，倡导形式美的原则，摒弃鲜艳的用色，主张减弱画面的色彩。黑格尔美学中对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自由统一的要求正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画派的绘画风格。
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画家雅克·路易·达维特（1748—1825） 的《马拉之死》描绘了法国雅各宾派革命领袖之一马拉在浴室中被杀死时的情景。我们在欣赏这幅画的时候，能够明显地发现达维特的创作并非是情感冲动，而是一种对完善过的理念的表达。他并没有百分之百地还原马拉死时的画面，而是通过精心的设计塑造出一个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在工作的英雄，这毫无疑问地美化了革命派的形象，并且成功地体现了他所想要体现的理念—具有一种政治煽动性的效果。
同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从他早些时候的另一幅作品《贺拉斯兄弟的宣誓》中找到。这幅作品描绘了古罗马时期贺拉斯家族的三兄弟代表罗马与伊特鲁利亚的古力茨亚人为避免大型厮杀，将以三对三决斗的方式决定罗马城和阿尔贝城的归属问题的故事。画面表现了在出征前，贺拉斯三兄弟的父亲鼓舞儿子们为了大义而勇敢奋斗、不怕牺牲的场景。由于罗马人与古力茨亚人有联姻关系，旁边的三位妻子正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家人而哭泣，与表情坚定的三兄弟相对比，整幅画面体现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这幅画表面上叙述了一个历史事件，实际上联系当时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正是在提倡一种为了革命和大义而不怕牺牲自我和家庭的大无畏精神，呼吁人们加入革命的队伍，这幅画的政治作用可见一斑。无论构图方面还是在严格遵循古老的法则，三兄弟的位置和画面上方的留白比例都是经过严密设计和计算的。达维特通过这幅作品，旗帜鲜明地体现了他当时的政治理念，这正是黑格尔美学中所强调的理念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随着1794 年热月_的结束，雅各宾派的覆灭使作为雅各宾派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雅克·路易·达维特遭遇了牢狱之灾。这一巨大的人生变革使他思考起自己过去的行为和思想。出狱后的达维特看到社会的现状，丧失了对革命的信心，在这样的情绪中，他创作了《萨宾妇女》。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画家的心境和理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它表现了已经育有儿女的萨宾女子冲到战场上来阻止自己的父兄和丈夫战斗的场景，画面中心张开双臂的女子，仿佛在大声呼喊着停止战争，这正代表了达维特此刻的心情：渴望和平。这个时候，画家理念的改变使得画面的题材和表现发生了变化，即使理念发生了改变，在达维特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画面和画家理念的统一。
进入19 世纪，达维特受到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统治的拿破仑的邀请，进入皇宫为王室作画。他从1805 年开始创作《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这幅画是为了纪念拿破仑在1804年2 月2 日于巴黎圣母院隆重举行的国王加冕仪式。当时拿破仑极其傲慢地让罗马教皇亲自来巴黎为他加冕，并且亲自夺过王冠为自己加冕。达维特为了避免尴尬，特地将内容更改成拿破仑为皇后加冕，既突出了拿破仑作为皇帝的中心位置，同时也没有令教皇太过难堪。此时的达维特已经成为拿破仑的追随者，这幅画充分体现了拿破仑的'地位和气势，也能从中看出达维特心境的转化。
美学是关于审美现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自美学思想产生至今两千余年来,美学与生活一直有着很深的渊源。
文化研究者们认为,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时期:口传文化时期、印刷文化时期和电子文化时期。在不同的文化时期,审美与生活由合一到分离,最后再次走向融合。
在口传文化与手写文化前期,审美与生活曾经是混沌一体、不分彼此的。那时审美是生活的一部分,譬如渔猎时代的弓箭既是工具也是心爱的审美艺术品(如果当时有所谓的“审美”观念的话)。审美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当时审美还没有从生活中分娩,人的审美意识还萌动在生活实践的母胎中。
譬如中国古代的玉璧以及佩戴的各种美玉,既是当时的审美艺术品,同时也是祭祀用品和某种观念的象征物,具有原始宗教、伦理道德、政治活动的实用意义。即使到了孔子那个时代,审美仍然很难同生活分得那么清,诗、乐、舞,并不是后来人们观念中的纯粹艺术。甚至中古时期(如魏晋)的佛教和石窟壁画、雕像,很难说当初有多少人是带着审美意识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塑造的。西方亦如是,古希腊戏剧当初也是酒神节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在手写文化后期,纸张出现了,审美意识逐渐“独立”了,此时审美与生活开始疏远。这对审美艺术的独立发展是一个重大促进,特别是印刷时代的到来,为审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此时,它以“精英化”、“贵族化”甚至“神圣化”姿态与“生活”拉开距离,审美被供奉在高高的奥林匹亚山顶上。人们认为,正因为审美与生活不同,它才是审美艺术,而且,似乎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越远,越是高高在上,就越是好的审美艺术。
与那时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理念相应,审美活动被认为是高于生活的创造。审美艺术品被认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产物,是超越凡俗的圣果。审美艺术活动因为是精英者的活动,是人上人的活动,是高雅人的高雅活动,审美艺术作品也就被看作与凡俗生活不同的高雅、特殊、精贵之物。这样就把审美艺术家与普通人隔离开来,给艺术家戴上天才桂冠。总之,这一时期把美学与生活区别开来,强调美学与生活的距离。
但是,某些具有超前观念的理论家做出解释,说那些把种种“现成物”当作艺术品的人,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种非常严肃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在扩大或重新创造人们的审美观念,现成物品转换为艺术品的奥秘在于审美态度。在这些理论家那里,任何对象,无论它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物,只要对它采取一种审美的态度,它就成为一个审美对象。然而,当什么东西都可以为艺术的时候,艺术也就不成其为艺术了,艺术消失于生活之中或者说与生活融为一体了。
德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克劳斯·霍内夫在讨论当代艺术时指出:“在西方世界,不仅人们对当代艺术的一般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艺术本身同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美学原则几乎完全被抛弃,结果是艺术家们不再感到与社会截然对立。”
二美学观念转变的原因和基础
美学发展演变的原因极其复杂,然而也有规律可寻。美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的动因既有自身方面的,又有社会方面的。
首先,经济的影响。_曾说: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包括审美需要)的关系。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繁荣之前,自然不会意识到审美活动的重要性。但是,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繁荣之后,审美活动的重要性无疑被提上日程。过去是为了“身上衣衫口中食”,现在却是要美化自己、美化生活,通过“生活的美学化”来更大程度地解放自己。此时,人人都开始从美学角度发现自己、开垦自己。其结果导致生活成为一门艺术,或者说被提高为艺术。
其次,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剧,对美学的平民化、民主化起了催化作用。在哲学方面,本质主义的解体,现象的多样性被重视,多元思维的建立等,也对美学观念的转型产生影响。尤其是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更为美学观念中的民主化、平民化及美学与生活的贴近和同一提供了理论前提。此外,艺术的自我消解,自然美、社会美的相应崛起,也使传统美学以“艺术”来抵御生活这一带有明显局限性的美学观念遭到质疑。
不难想象,既然“艺术”本身已经自我消解,那么,精英审美对于通俗审美的排斥也就成为了不可能,审美与生活的同一也就顺理成章了。从社会角度看,生活美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古典美学时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工,造成了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分离,美被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强化。进入当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日益融合,生活美由隐而显,也是必然的。从劳动过程看,在古典美学时期,人们往往更重视精神产品,轻视物质产品,劳动过程也被区别为“动脑”和“动手”两部分;而在当代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逐渐合一,同样也导致了“动手”的魅力。
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客观需要，美是可以潜移默化人的高尚情操。美学是揭示美的本质，阐明美的客观标准，培养人体验美、鉴赏美、创造美的一门哲学学科。“从美学角度看，护理学本身就是美的产物”。护理工作是一切艺术中最精细的艺术。临床护理工作，既繁琐又精细，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护理美学作为护理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护理学科的应用价值。护理美学是将美学基本理论应用于护理实践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原则和观点，从护理的角度研究人们在维护和塑造人体美的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护理美的现象及护理审美规律的科学。随着社会的进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患者对医护人员及医疗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护理美学正在临床工作中不断应用，护理的美体现在护士的心灵与外在，更体现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护理工作平凡的过程中蕴涵着艺术美与技巧美，无论是护士的职业道德、形象礼仪、沟通交流、技术操作还是护理环境，都展现着护理的美，都是护理美学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1 护理职业道德美
护理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是与健康生命相关联的工作。护理工作是服务量大、负荷重的医疗工作，这就要护士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压力，而且能够热爱护理事业，热爱护理专业，具有献身护理事业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念。护士要主动积极热情地对待每一位患者，为其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个性化最大限度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求，这就要求护士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忠于职守、勇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的态度。护士在护理工作中具备了职业道德美，护理质量就会提高[2]。而高的护理质量对保障患者的安全、挽救患者的生命、促进患者康复起着重要作用。
2 护士职业形象美形体美：
先天因素和后天的训练和培养，护士的形体美符合人体美的标准，遵循对称、均衡、和谐、主次、节奏、完整、多样统一的黄金分割等人体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同时还具有白衣天使的气质，有充沛的精力，积极的工作、生活态度，勇于承担责任，善于休息，起居规律，善于用脑，应付能力强，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各种变化。职业特征：护士的制服与帽子象征护士的自信，妆饰适度，头发前不遮眉，后不过领，淡妆上岗，不佩戴首饰及粗大的耳环、项链，与护士角色相适应。自然、大方、健康、高雅，使患者感到亲切、和蔼、可信，切忌花枝招展，奇装异服。护士“包装”绝不是赶时髦，树立整洁、端庄、可亲的职业形象，不仅有利于工作，也有利于树立职业道德。
3 护理礼仪美
护士在日常护理中难免与患者和医生打交道，护士在交往中要遵守礼仪的六个原则：尊重、遵守、自律、适度、真诚、宽容。护理工作中，患者不仅在乎你的操作技术， 你的礼貌对他们来讲也是相当重要的。对于患者要尊重他们，让他们在心理上满足。护士工作经常要让患者打针吃药，若是直接喊其床号或是直呼其姓名都是不礼貌的，都会使患者产生不良的情绪。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体贴的话语，对于患者不仅仅是态度上的关心，更重要的是给予信念上的支持，如果再加上娴熟的动作和良好的形象，患者就会感到极大的放心。
4 护士仪态美
护士应以庄重典雅为美，站、行、坐、打针、拿药、拾物规范、准确、娴熟，仪表大方，面带微笑，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给患者以亲切感。仪态是指行为中的姿势和风度，姿势是指身体呈现的样子，风度则属于内在气质的外化。仪态美是具有一定的形式美，即人体的姿势或动作中表现出节奏感、稳定感和韵律感，同时也要表现出心灵的内容。人体的姿势主要有站姿、坐姿、走姿、手势、蹲姿、表情等。护士的站姿应给人以挺拔向上、舒展俊美、庄重大方、亲切有礼、精力充沛的印象;坐姿要求背部挺直和腿姿优美;走姿属动态之美，应协调、稳健、轻盈自然，显示女性庄重文雅的温柔之美; 手势是人际交往不可缺少的动作，可以增强表情达意，它是一种动态美，手势运用要规范适度，给人一种优雅、含蓄、彬彬有礼的感觉;蹲姿也应当是优美的，应一脚在前，另一脚在后，两腿靠紧下蹲，前脚全脚着地，小腿基本垂直于地面，后脚脚跟提起，脚掌着地，臀部要向下蹲;表情是指人的面部情态，它最为丰富，最具表现力。微笑是世界上通用的语言，它不仅在外表上能给人以美感，而且还可以最真实地表达自己热情与友善之意，有巨大的感染力，把真诚友好的微笑用于护理活动的全过程，是对护理人员面部表情的基本要求。微笑的`基本特征是齿不露，声部出。微笑应是发自肺腑，发自内心，应笑得真诚、适度、合时宜。微笑也要注意场合、环境和对象。
5 护士语言美
语言是内在美的体现，美的语言是一首诗，是一首悦耳的音乐，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护士应该用最美好的语言来使千差万别的患者达到治疗和康复所需要的最佳身心状态。护士与患者用语言沟通时，做到来有迎声，去有送声，询问病情有询问声，操作有称呼声，巡视有问候声，操作失误有道歉声，操作后有谢声。语言沟通交流时，注重表达方式，语言的简洁清晰，语速平缓、语气的柔和;非语言沟通的细节，如面带微笑，认真聆听，适当的手势，温和的目光等，正确应用非语言交流技巧能增添护患间交流效果。国外心理学家研究指出：人的感情全部表达言词声音肢体语言。由此可见，肢体语言在沟通中的重要性，它能较好地表达感情，护士在与患者沟通时注重肢体语言。护士的语言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坦诚与慎言的统一，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针对性与广泛性的统一。
6 护理操作美
基本护理操作是护士素质水平能力的最具体、最集中的体现，护士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审视每个细节、环节，使每项操作的每一个动作符合标准，护士在实施操作需轻松，优雅，细腻，灵巧，尽量以美的举止呈现在患者面前，让他们的心理保持最佳状态。具体工作中要做到精细美，和谐美，娴熟美。如在输液前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三查七对，一丝不苟的无菌技术操作;铺床时中线对齐，四角平整的外观美;体温单的点圆线直，洁净美观等都是精细美的体现。和谐美是指配合适当，体现在为患者擦洗伤口的轻柔美;抢救患者时镇定自乐，忙而不乱，肌注时“两快一慢”的技艺美;胸外心脏按摩时毫无矫揉造作，竭尽全力的力量美。操作中的动作规范，敏捷，准确，熟练能给人以娴熟美。操作熟练轻巧不仅容易赢得患者的尊重，而且给人以美的感受。护理环境分两个部分：即护理自然环境和护理人际环境。护理环境美是指对人的健康恢复与提高有益的护理自然环境美和护理人际环境美的和谐统一。
护理自然环境美是护理审美主体与护理审美客体共同进行合作完成护理过程的活动空间，是护理环境中硬件美的集中体现。具体要求是布局合理，光线充足，空气新鲜，色调和谐，温湿度适宜，物品放置有序，比例均衡，床铺整洁，安全静谧。
